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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川盐济楚,宜昌商埠鼎盛


    发布日期:2020-09-25 访问次数: 信息来源:方志科 作者:清江放歌

     

      川盐济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,对宜昌影响巨大而深远。宜昌码头的极度繁荣,得益于川盐济楚,而非二十年后丧权辱国的《烟台条约》逼迫宜昌开埠。

      太平天国截断淮盐入楚川盐东渐

      盐税是封建时代国库重要收入来源,盐业由朝廷垄断并严格管控。清政府将全国分为11个产盐区,严格规定了产盐区的销售范围,各地盐商凭官府签发的盐引(一种凭证)运销食盐。

      湖南湖北两湖地区富庶,地广人多,但不产盐,是各产盐区的垂涎之地。清朝廷将两湖地区划入淮盐销售区,其他不得入内销售。

      淮盐是江苏一带所产海盐,川盐是四川自贡一带所产井盐。川盐主要销售区为西藏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五省,其因色白质干等优势颇受两湖地区百姓欢迎。

      太平天国运动,为川盐出川向东进入两湖,提供了历史机遇。

      1851年1月11日,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,建号太平天国。1853年3月19日占领南京,定为都城。

      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,淮盐运销出现空前危机。

      持续的战火使众多盐商闻风远遁,“灶盐无商收买,煎丁有煎无售”,致使“专藉煎盐为生”的灶户纷纷破产倒闭。

      淮盐在两湖地区“片引不行”,严重影响了清朝廷的财政收入。此时又恰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赔款,白银外流严重。太平天国运动兴起,清军连续征战,财力消耗巨大。同时,两湖地区食盐供应短缺,广大百姓购盐无着,“淡食堪虞”,由食盐运销而生的贸易也相继萎缩。

      清政府焦头烂额,川盐济楚终被提上议事日程。

      朝廷掌管财政和民生的户部,最先提出:“湖南、湖北需盐接济,应饬令……凡川粤盐斤入楚,无论商民,均许自行贩鬻,……一税之后,给照放行”。

      《清史稿》卷二十《文宗本纪》记载:“咸丰三年(1853年)二月,敕湖北行盐暂用川盐二千引”。

      户部提议四川、广东两省的盐均可入楚,但咸丰皇帝只准许川盐济楚,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进入两湖市场。

      川盐出峡 宜昌设湖北川盐总局

      清政府允许四川食盐行销两湖地区后,大批川盐通过水陆两路进入湖北湖南。

      依托长江水运,是川盐进入两湖地区最主要的途径,同时沿汉水、清江、酉水进行集散。

      作为最主要的通道,川盐沿长江顺流而下,分抵宜昌、沙市、武汉、岳阳、长沙等地。

      陆路方面,主要通过万州,翻越齐岳山到利川、恩施、宣恩、咸丰、来凤,再转至湖南龙山、桑植、张家界等,其内部又有多条网状支线,进而覆盖两湖全境。

      咸丰三年(1853年),湖北首先在巴东县万户沱设立川盐分局,对顺江而下的川盐进行检查征税。

      咸丰五年(1855年)又在宜昌设立湖北川盐总局,1913年董必武到宜昌就是担任湖北川盐总局协理(相当于副局长)。

      同治六年(1867年),在沙市设立稽查分局。

      宜昌,成为川盐济楚的核心港口,主要集散地。

      曾国藩三次上奏 引发川盐淮盐朝廷之争

      川盐大量入楚,淮盐损失巨大。围绕川盐济楚,地方官员争论不休,朝廷也摇摆不定。

      咸丰七年(1857年)十二月,“曾国藩言川私病楚,谕筹止川盐济楚章程,撤局停税”。

      同治三年(1864年),太平天国运动刚被镇压,两江总督曾国藩立即请求清理两湖市场,以图恢复淮盐销售。

      同治七年(1868年),曾国藩再次请求恢复淮盐引地,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。湖广总督李瀚章立马上疏,称不可停,并建议“于沙市设局,以川八成、淮二成配销”。

      同治十年(1871年),曾国藩复言:“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,或淮七川三。”并建议宜昌、荆州、襄阳、郧阳、安陆五府仍准川盐借销,其余地方应销淮盐,经部议准。

      光绪二年(1876年),御史周声澍请将湖南各府州全归淮南,“部议如所请”。但湖广督抚以“川厘有定,包饷难凭”,联合“袒川拒淮”。

      在不停的争议声中,川盐继续行销两湖。

      咸丰七年(1857年),川盐济楚每月约800万斤,年销量当在1亿斤左右。

      同治二年(1863年),湖北全境皆食川盐。

      宜昌商埠进入鼎盛期

      川盐济楚在解民生之需的同时,给四川、湖北财政增加了税收,为清政府筹集了大批军饷,缓解了财政压力。

      通过设卡征税,四川税额大量增加。

      此前,四川盐课只有14余万两。川盐济楚后,每年课入200余万两,最高时可达四五百万两,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成为协济外省。湖北对川盐征收税厘,每年不下100万两。

      四川本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区,川盐济楚政策给川盐带来了广阔的市场,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盐业的发展。

      由于川江(长江上游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段)航道的特殊性,外地船舶无法入川,否则船毁人亡,故形成“川船不过宜,湘船不入川”的铁律,宜昌成为入川和出川物资转运集散中心。

      川盐四大资本集团李四友堂、王三畏堂、胡慎怡堂、颜桂馨堂,除设灶制盐外,进入川盐运输贸易,纷纷抢滩宜昌,均在宜昌江边建码头,岸上设分店,盛极一时。

      大批川盐通过水运入两湖地区,停靠宜昌码头的船舶爆增。

      川帮湘帮鄂帮等水运船帮穿梭宜昌,以川盐贩运为主,往返携带百货、棉花、绸缎、大米、瓷器等物资。

      宜昌水运空前繁忙,出现“日有千人拱手(摇橹),夜有万盏明灯”盛况。

      当时,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等地的木帆船成批停靠宜昌,从上河街一直排到城南二马路一带,樯桅林立,帆篷栉比,日以千计,船工、船民达万人。至宜昌开埠前,常年从宜昌过载的木船有9000余只。

      川盐转运贸易,推进了宜昌商埠的发展,蜚声天下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、湖商纷至沓来,云集宜昌。宜昌商业贸易进入鼎盛时期,一跃成为与汉口比肩的商业大都会。

      宜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繁盛的港口贸易,吸引了西方列强贪婪的目光。

      1876年,宜昌是继汉口之后,被迫开埠的湖北第二个城市。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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